安危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左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此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翻译】

使国家安定的办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使国家安定的办法：一是赏罚要根据是非而定，二是祸福要根据行为的善恶而获得，三是生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决定，四是判断臣民要根据各人实际的贤和不肖而不凭君主个人的爱憎，五是用人只根据其本人的愚蠢或智慧而不考虑别人的诽谤或赞美，六是衡量事物要有标准而不是随意猜想，七是要守信用而不欺骗。

使国家危乱的途径：一是斫削木材偏到准绳以内（徇私枉法），二是锯断木材偏到了规则之外（任意裁决），三是以别人的祸害为利，四是以别人的灾祸为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对自己所亲爱的人不亲近、所厌恶的人不疏远。像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而忘记了看重生命的原因。人们不乐于生存，那么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不把死亡看得很重，那么法令就无法推行。

使天下的人都能在国家的法制规定内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才干，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国就能平安。治理国家能使人乐于在做合法的事情中生活，爱惜生命而不去做违法的事，这样就坏人少而好人多。所以国家就能够长久存在，永久平安。逃奔的车子上没有孔子这样的智士，倾覆的船只下没有伯夷这样的廉士。所以说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安定那么智士廉士就会产生，危乱则争夺贪鄙就会涌现。所以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就如人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不必发布命令人自然就会去做。先王把治国的道理写在竹帛上，由于它的道理顺应了自然的要求，所以后世信服。假如让人去掉不饥不寒的自然要求，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了客观的需要，即使沿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如果强制连勇士也做不到的事，那么君主就不能安宁。君主以无厌的贪欲向已被搜刮干净的民众索求，那么民众就会回答说：“我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民众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维系国家的，而民众轻视它，那么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而名声也无法成就。

听说古代扁鹊给人治病，用刀刺人的骨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用忠言来刺激人的听觉。刺人的骨头，因此身体虽有小的疼痛但可获得长远的利益；刺激听觉，因此心里虽然有小的不快但国家却可获得长久的福利。所以病人的好处要在忍痛中获得，勇猛刚毅的君主要为得到福利而听逆耳的话。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充分发挥他的技巧；君主能听逆耳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生了病而不能忍受受刺的疼痛，那么扁鹊的技巧就无法发挥；国家危乱而不听逆耳忠言，那么就丧失了做圣明君主的好办法。像这样，长远的利益就不能留传后世，功业名声就不能长久地确立。

君主不能用尧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就是希望殷人个个都如比干那样尽忠；都像比干那样，就可以使君主没有过失，臣下不会背离君主。君主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手下又有田成这样的大臣，但还幻想臣下都如比干，所以他的国家得不到一天安宁。废弃尧、舜而立桀、纣这类暴君，那么人们就不能以他们能做的事为快乐而忧虑他们所做不到的。人们失去了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才智的愿望，那么国家就不能建立功业；整天为做不到的事忧虑，那么人们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以无功的君主去驾驭失去了生存乐趣的人们，这种治国方法在平民中是行不通的。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而臣下也没有办法来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能分辨是非，而不在于强弱。国家的强弱在于君主是否握有实权，而不在于他的臣民的多少。所以齐国，虽是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但名称和实际不符，君主有名无实，在国内名位与实权上都已空虚，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主的权位。夏桀，是天子，但对臣下没有是非之分：赏赐没有功劳的人，使阿谀奉承的人以欺诈手段取得富贵；诛杀无罪的人，使驼背的人因天生的缺陷而被剖开了背。把欺诈虚伪当成了好行为，把纯朴的本性当成了错误，弱小的商汤得以战胜夏桀。

圣明的君主巩固内部，所以他的国家不被外国颠覆。在国内治理上有过失而不被远方的他国灭亡的君主是没有的。所以周朝夺取商朝，是在商朝的庭院捡到的。假如商朝不在自己的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朝连商朝境内的一丝一毫也不敢窥视，更何况夺取商朝的天下？

圣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适合于法，这个法又适合民心，所以用这个法治国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去掉了它民众就思念。尧和当时的人没有订立坚固的契约而他的治国之道能够畅行；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能根据古代尧舜的治国之道来确立现在的治国方法，而留传下万代恩德的国君就叫做圣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