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使贲、育带干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太山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翻译】
古代能顾全大体的人:瞭望天地,观察江海,顺应山谷的起伏、日月照耀、四时变化、云层分布、风向变化的自然法则;不以智巧烦扰心境,不以私利拖累自身;把国家治理的效果寄托在法术上,把事物的是非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寄托在权衡上;不违背自然的法则,不伤害人的本性;不吹毛求疵,不洗垢索瘢;不偏向到法的外面,也不偏向到法的里面;在法禁以外的事不可严苛,在法禁以内的事不可宽缓;坚守不变的道理,顺应客观自然;祸和福完全由宇宙的普通法则和国家的法制决定,而不出于个人的主观好恶;荣和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所以最安定的社会,法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清纯而不浊乱,人们对它心中没有积怨,口中没有愤愤不平的言论。因此没有远路奔跑的劳累,旌旗不会战败后丢弃在水泽,民众不会在敌人的侵犯中丧命,勇士不会夭折于将军的旗帜之下;图书里不留下豪杰的名字,盘盂上不铸刻立下的战功,国家编年的史册中一片空白。所以说:没有比政令简约的利更大,没有比天下太平的福更久。让匠石用千岁的寿命拿着钩子,看着规矩,举着墨线而校正泰山;让孟贲、夏育身带利剑治理百姓,虽然极尽技巧,寿比天地,泰山仍无法被校正,而民众也不能被治理好。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不让匠石用尽技巧去破坏泰山的形体,不让孟贲、夏育发挥他们的威力去伤害百姓的本性。依照普遍的自然法则全面把握法度,君子安乐而大的犯罪被制止。安适闲静,顺应自然法则,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所以使人们没有受法制惩治的罪过,鱼儿没有离开水的祸害。像这样,天下就很少有不能治理好的。
如果上面不能像天那样辽阔那么下面就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如果心不能像地那样浑厚就不能托载起所有的事物。泰山不存有好恶之情,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海不挑剔奔向它的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博富。因此君主像天地那样生活于世间而使万物齐备,心胸像山海那样阔大而使国家富强。君主没有因忿怒而对臣民的残害,臣民没有因积怨而对君主的祸患,君臣都很纯朴,以道为归宿。所以积累下长远的利益,建立起巨大的功业,在生前树立名望,德泽流传后世,这就是国家大治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