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
【翻译】
圣人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利禄,二是威权,三是名份。利禄是用来获得民众的,威权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名份是用来协调上下关系统一行动的。除去这三种,虽然还有其他措施,却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而民众却不为君主所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而下边的人却不听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而用来治理时却名不副实。治国的三条原则不是不存在,而社会一会儿安定,一会儿混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所推崇的东西与他应该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背离。
设立官职的名位称号,是用来表示尊贵的;现在有人轻视名号实权,社会舆论称之为“高”。设立等级爵位,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的基础的;而那些轻慢君主不愿求见的,社会舆论称之为“贤”。威权利禄,是用来推行法令的,而无视利禄轻视威权的,社会舆论称之为“重”。国家法令,是用来治理社会的,而不遵守法令为私人做好事的,社会舆论称之为“忠”。设立官职爵位,是用来鼓励民众耕战的;而喜好名义不愿做官的,社会舆论称之为“烈士”。设立刑罚,是用来独揽威权的;而轻视法令不怕刑法处罚和杀头之罪的,社会舆论称之为“勇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怎么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争得名声呢?因此社会之所以得不到安宁,不是臣下的罪过,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社会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所以臣下所向往的,常常与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原则相违背。
臣下听从君主,是君主所迫切要求的。然而忠厚诚恳纯朴守信,做事用心,说话谨慎,却叫做“窭”。严格遵守法令,认真听从命令,却叫做“愚”。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叫做“怯”。言论合乎时宜而有分寸,行为合乎法令而又适当,却叫做“不肖”。没有和君主二心鼓吹私家学说,听从官吏教化,服从法治教育,却叫做“陋”。
君主难以招致,叫做“正”。君主难以给予,叫做“廉”。君主难以禁止,叫做“齐”。有法令却不听从,叫做“勇”。对君主没有好处,叫做“愿”。个人欲望少,宽厚地施予恩惠,行为讲求道德,叫做“仁”。持重自尊,叫做“长者”。成群结队学习私学,叫做“师徒”。悠闲安静地生活,叫做“有思”。损害别人追逐利益,叫做“疾”。阴险浮躁轻薄反覆,叫做“智”。主张先人后己,看淡官职名号,主张泛爱天下的,叫做“圣”。鼓吹治理天下的根本,说的好听却不能实行,所做的事又背离现实的,叫做“大人”。鄙视爵位利禄,不屈服于君主,叫做“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在国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国就会不利于国家。君主应该禁止他们的欲望,消灭他们的活动踪迹,这样尚且禁止不了,反而又去尊重他们,这是教下边的人犯上作乱而又把它当做治国的原则。
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是刑罚,而有私德的人却受到君主的尊重。国家之所以设立,是为了减少社会冲突而让人们安静地生活;而浮躁阴险谗谀的人却被任用。国境之内的人们之所以服从统治,是因为统治者讲信用有赏赐;而狡猾巧诈倾轧陷害别人的却被使用。法令之所以施行,威权之所以树立,是大家恭敬谦卑地听君主的话;而隐居深山诽谤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之所以装满,是耕作的农民以农为本的结果;而那些经营纺织、刺绣、雕刻等的手艺人却富裕起来。为君主树立威望,扩大疆土的,是打仗的士兵;可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忍饥挨饿在路边乞讨,而那些陪君主吃喝玩乐的人,却乘着车子穿着丝绸过着悠闲的日子。君主赏赐利禄,是为了换取民众为君主死心塌地拼命效力;可现在为君主打了胜仗攻占了土地的战士虽有功劳却得不到一点赏赐,而那些为君主卜筮以预测吉凶、看手相以推断命运、在君主面前说些讨好奉承话的人却每天得到赏赐。君主掌握着国家法度,是用来专断生杀权柄的;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都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投机取巧的人却常常得到进用。依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按法令办事,处罚奸人,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君主却越来越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着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说话办事而危害社会的,却被君主亲近宠幸。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危难充实仓库的,但兵士为了逃避战争而躲藏起来,依附权门势族以逃避徭役赋税,使君主得不到使用的人,数以万计。君主拿出好的田地和住宅,是用来鼓励士兵作战的,而真正拼死战斗、把尸骨抛散在战场上的,却没有住房容身,死后田地也被剥夺;但那些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君主身边的大臣亲信,却可以挑选豪宅居住,挑选良田生活。赏赐利禄一律从君主那儿颁发,是为了便于控制臣下;而披甲的战士却得不到官职,那些闲居无事的读书人却尊贵荣显。君主以此为教,声名怎能不低下,君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声名低下、地位危险的,一定是下面那些不服从法令、有二心搞私学、反对现实社会的人;如果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破坏他们的组织来解散他们的朋党,却反而尊重他们,这是当权者的过错啊。君主之所以树立廉耻,是用来激励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利用卑鄙肮脏的手段去做官,靠女色和走后门越级做官。赏赐本来是用来使人贵重的;但有功的战士们贫贱不堪,而善于逢迎谄谀、陪君主玩乐的人却被越级提拔。给予臣下的名号确实与实际相符,是与君主的威望相通的;而君主被蒙蔽,左右宠幸的人和宫中的女谒同时弃权,所有的官员都能给人定爵和提职,这是当权者的过失。大臣们任用官吏,先和手下的党羽勾结串通策划,虽然不符合法令也照样执行,威势和利禄都在臣下那儿,君主就卑下而大臣则尊贵了。
设立法令,是为了废除一切不符合法令要求的“私”。法令得到执行私道就被废除了。私是扰乱法治的根源。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隐居山林僻野、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去禁止他们,反而用名声来尊显他们,用实利来提升他们,这是无功而尊重,无劳而富裕。像这样,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的士人,怎么会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来追求和当代社会需要相反的东西呢?凡是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通常是那些怀有二心搞私学的士人。所以《本言》说:“用来治理国家的是法,用来扰乱国家的是私。法立,就不能为私。”所以说:遵循私道治国国家就会动乱,遵循法制治国国家就能安定。如果君主没有治国的原则,那些聪明的人就有违法的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的意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臣下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士”成群结党,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禁止这些人的言行,反而尊重他们,这是教下面的人不听命于君主、不服从法令啊。因此,所谓贤者就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就依靠君主的赏赐富裕起来。贤者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靠君主的赏赐富裕起来,这样,君主就不能制服下面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