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邪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翻译】

用龟甲占卜和蓍草预测吉凶，兆象说“大吉”，而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燕国的，是赵国。用龟甲占卜和蓍草预测吉凶，兆象说“大吉”，而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赵国的，是燕国。剧辛在燕国任职，没有建立功业而国家危险；邹衍为齐国效力，没有建立功业而国家几乎灭亡。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秩序不稳定但却趾高气扬，自认为和秦国势均力敌了，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龟卜灵验而燕国的龟卜骗人。赵国又曾经卜筮而向北攻打燕国，打算挟持燕国以抗拒秦国，兆象说“大吉”。刚开始进攻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攻打赵国了；赵国军队到达燕国的釐地，自己的六座城已被秦国攻占了；赵军到达阳城，秦国已攻下邺地；等到赵将庞援率军往南救援时，连鄣一带地方已全部被秦军占领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对邻近的秦国攻打赵国有所预见。秦国却因此大吉，有开辟疆土的实惠，又有救援燕国的好名声。赵国因为占卜兆象上说“大吉”，疆土被侵削军队被打败，赵悼襄王也不得志而死。这也并不是秦国的卜筮灵验而赵国的卜筮不灵。当初的时候，魏国连续几年往东完全攻占了陶、卫，又连续几年往西失掉了自己的国土，这不是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这些吉星连续几年在西边秦国，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这些凶星连续几年在东边魏国。所以说：卜筮鬼神不能用来推断战争胜负，星体在天空的方位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但人们还凭信卜筮，真是再愚蠢不过了。

古代的先王尽力于亲近民众，从事于彰明法度。彰明法度，忠臣就能自我勉励；刑罚一定执行，奸臣就停止作恶。忠臣自我勉励，奸臣停止作恶而国土得到拓展，君主因此尊贵，秦国就是这样；群臣拉帮结伙，紧密勾结来破坏法治，谋私营利因而使国土削弱，君主卑下，崤山以东的六国就是这样的。混乱弱小的国家就衰亡，这是人事的常规；社会安定而强盛的国家就称霸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占卜来与吴国打仗而不能取胜，自己做俘虏到吴国去服贱役；回国以后抛弃龟卜，彰明法度、亲近民众以报复吴国，结果吴王夫差被他活捉。所以依仗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依仗别的诸侯国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依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齐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宋国便灭掉了曹国。邢国依仗吴国而不听从齐国，赵国攻打吴国的时候齐国消灭了邢国。许国依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楚国进攻宋国的时候魏国便灭掉了许国。郑国依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魏国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就消灭了郑国。现在韩国弱小而依仗大国，君主不重视法治而听从秦国、魏国，依仗齐国、楚国可以利用，而使韩国越来越衰亡。所以依仗别人不能拓广自己的疆土，但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楚国为了进攻魏国而对许、鄢用兵，齐国进攻任、扈而侵夺魏地，但这些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不明白这一点。这些都是不彰明法律禁令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依仗国外的势力而使自己的国家灭亡的例子。

我所以说：认识到治理国家的法术，那么国家虽然小，可以富足；赏罚谨慎而诚信，民众虽然少，国家可以强盛。赏罚没有准则，国家虽广大，但军队弱小，那么土地可能会不属于自己，民众也会不属于自己。没有了土地和民众，尧舜也不能统治天下，夏、商、周三个朝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错误地给予奖励，臣民又白白地取得赏赐。那些置国法于不顾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古代君主那样的功绩，用古代君主给臣下的奖赏赏赐给今天的人。君主用这种形式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用这种形式白白地取得赏赐。君主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就会抱有侥幸心理；臣下白白地取得了奖赏，那么功劳就不显得尊贵。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国家的财力就会匮乏而民众就会埋怨；国家财力匮乏而民众埋怨，那么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所以使用奖赏错误就会失去民众，使用刑罚太滥民众就不再害怕。有奖赏不能起到鼓励作用，有刑罚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那么一个国家即使强大，也一定会危险。

所以说：一点小聪明不可以去谋划事情，只对私人效忠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制。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楚军战败，楚共王左眼被射伤。战斗打得最紧张的时候，楚国的司马子反口渴找水喝，他的亲信年轻的侍仆谷阳捧了一壶酒递过去。子反说：“把它拿开，这是酒。”年轻的侍仆谷阳说：“不是的。”子反接过来把它喝了。子反这个人有嗜酒的特点，不能停口，喝醉了酒躺下。楚共王想再打一仗而找子反商量战事，让人来叫子反过去。子反用心病为借口推辞。楚共王驾车前去看望子反，进入到帐篷中，闻到酒气而回，说：“今天的战斗，我的眼睛受了伤，我所依仗的是司马，司马又醉成这样，这是忘记了楚国的江山不关心我的部众。我没有再战的条件了！”于是撤兵离去，杀了子反陈尸示众。所以说年轻的侍仆谷阳进献出酒来，本来不是要借此谋害子反，真实的心愿是用忠诚爱敬他，但恰恰只是起到了杀害他的效果而已。这就叫行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如果让尽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必将用相爱之心来赦免犯罪，这样他与下面的人就相安无事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国刚刚彰明《立辟》之法、遵从宪法律令行政的时候，有功劳的一定会受到奖赏，有罪行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强盛得可以使天下归正，它的威名传遍四周的邻国；等到它的法令松弛，随便去给予奖赏，国家就日渐削弱了。当赵国刚刚彰明《国律》刑法，从事军队建设的时候，民众很多军队强盛，从齐国和燕国开辟了疆土；等到赵国的《国律》废弛，执政的人懦弱无能，而赵国就日渐削弱了。当燕国刚刚彰明《奉法》律令、重视官府判决的时候，往东把齐国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郡县，往南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土地；等到《奉法》律令消失，不实行官府判决，君主身边的亲信相互争斗不休，听从臣下来做出论断，结果军队衰弱而疆土被侵削，国家被邻近的敌国所控制。所以说：法制严明国家就强盛，法制松弛国家就衰弱。强弱是如此的清楚，而君主不严明法制，国家衰亡就是应该的了。俗话说：“家庭有固定的产业，虽然遇到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制，虽然遇到危难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的法制而凭个人的意志行事，臣下就会用智巧来粉饰自己；臣下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法律禁令就起不了作用。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起来，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以法治国的原则，是摒弃违害法制的行为，那么就能不被智能所困惑，不被虚假的名誉所欺骗。从前舜让官吏疏通洪水，在命令下达之前就立下功的舜杀掉了他们；禹在会稽山上接受各地诸侯的朝见，防风氏后到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就斩首，后于命令的要杀头，古代首先重视的是遵照法令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自行显示出来了；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就不能清楚地照出事物，摇动的衡器就不能准确地衡量轻重，说的就是要遵守法制。所以先王把道作为治国的常规，把法作为立国的根本。法制严明，君主的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的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道”和“法”作为根本原则才治国施政，没有“道”和“法”作为根本原则就作罢。所以智能只是一偏僻的小道，不能传给别人。“道”和“法”才是万全之策，而智能则往往容易失败。衡器设立起来了就知道轻重是否平衡，圆规设置起来了就知道是否画得圆，这就是万全之策。英明的君主由于让百姓用道来使自己端正的缘故，所以他不费力而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放弃圆规而凭技巧，放弃法制而凭智巧，是使人惑乱的办法。昏乱的君主使民众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是不懂得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私人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获取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威权落到了群臣手里。所以民众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极力结交上面的臣子。民众喜欢结交上面的臣子，那么财物就会流向大臣而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被录用。像这样，立有功劳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被斥退，那么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该怎么办，民众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些都是废弃法制、不看重功劳，任用虚假名誉的人、听从请托求情的过错。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要设下骗局、假托事故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乱主所以受迷惑，贤能的臣子所以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他们违背法制粉饰智巧就有了根据；称赞比干、伍子胥的忠诚而被杀，那么他们激烈地向君主进谏就有了借口。就任用伊尹、管仲而言称颂君主贤明，就纣杀比干、夫差杀伍子胥而言又声称君主残暴昏乱，这两种事情不能进行类比，像这样进行类比的行为要禁止。君主立法，认为它是正确的，现在臣中很多人为了显示他的个人智巧而认为这些法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用智巧来行奸邪，诋毁法制而标榜智巧。像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禁止，这是做君主的原则。

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一定明确公私的区分，彰明法制，抛弃不符合法制的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个人的打算，讲朋友之间的信用，不能被国家的奖赏所鼓励，不能被君主的处罚所阻止，这是臣子的私义。私义实行，国家就乱；公义实行，国家就治。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养身心、廉正洁白做符合公义的事情，做官不谋私利，这是臣子的公正；玷污操行、放纵欲望，求自己的安乐和家庭的利益，这是臣子的私心。英明的君主在上，那么臣子就会摒弃私心而实行公义；昏乱的君主在上，那么臣子就会摒弃公义而实行私心。所以君臣心愿不同，君主用算计来畜养臣子，臣子用算计来侍奉君主，君主和臣子的交往，靠的是算计。有害于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子不做这样的事；对国家有害而对臣子有利，君主不做这样的事。臣子的本心，有害于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有害于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之间是用算计结合起来的。遇到危难一定拼死效忠，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法度使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先王彰明奖赏来鼓励他们，用严峻的刑罚来威慑他们。赏罚严明，那么臣民就会尽死力效忠；臣民尽死力效忠，那么国家就会军队强大而君主尊贵。刑赏不明，臣民就会没有功劳而希望获得奖赏，有罪行而侥幸企图免罚，国家就会军队弱小而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德的辅佐竭尽自己的智能。所以说：公私界限不可不清楚，法律禁令不可不分明，先王懂得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