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起来，用树枝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有很多疾病。有位圣人起来，钻木取火，烧熟食物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出现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征讨。假如在夏朝时还有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和禹所嘲笑；假如在殷商和周代还有像鲧和禹那样疏通河道的人，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嘲笑。然而，假如当今之世有人赞美尧、舜、汤、武、禹那一套办法，也一定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因此，新时代的圣人不羡慕远古时代，不效法永恒不变的常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里有一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农民因此就放下农具而守候在树桩旁，希望再次得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受到宋国人嘲笑。现在还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也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

古时侯男人不耕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充足够吃；妇女不纺织，是因为禽兽的毛皮充足够穿。不用费力劳动而生活给养就很充足，人民数量少而财物有多余的，所以人民不争夺。因此不必施行厚赏，也不用进行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的人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每个孩子分别又有五个孩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数量增多而财物缺少，费力劳动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相互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多次地惩罚，也难免祸乱。

尧统治天下时，茅草屋顶不用修剪，栎木椽子不用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的是质量很差的兽皮衣，夏天穿的是用葛纤维做的粗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的人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时，自己拿着农具走在民众的前面，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上汗毛也磨掉了，现在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比这更苦。就此而言，古人让出天子王位，不过是去掉看门人那样的供养，离开奴隶般的劳苦而已，所以古代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赞扬。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会有马车坐，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位置。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很容易辞掉古代的天子，却很难辞去现在的县令，这是因为利益待遇的大小实在很不相同啊。住在山上要到深谷去打水的人，遇到节日，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却要雇人去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幼小的弟弟也没有食物供给；丰年的秋天，对来往很少的远方客人也一定招待吃喝。这不是疏远自己的亲人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收成的多少实在很不相同啊。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讲仁慈，而是财物很多；今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太贪吝，而是财物太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的权势很小；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今天的权势很大。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然后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所以惩罚轻不是仁慈，诛杀严不是凶暴，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因此，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方圆百里，他推行仁义怀柔西戎，于是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居于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他推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就起兵讨伐徐国，于是把它灭掉了。周文王推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推行仁义而丧失国家，这说明仁义可以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今天。因此说：时代不同了，事情就会随之变化。当舜统治天下时，苗族人不服，禹准备去讨伐他们。舜说：“不行。我们崇尚道德还不够深厚而动用武力，这不是正确的治国原则。”于是连续三年进行德教和精神感化，人们拿着兵器跳舞，苗族人就降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身体受到伤害。说明拿着兵器跳舞来教化的方法，只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在道德上竞争，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说的那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作为边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善于辩说而鲁国丧失土地。由此说来，仁义、辩智都是不能用来保全国家的。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假如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去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鞭子而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墨两家都称颂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看待民众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拿什么来证明它是这样的呢？人们说：“司寇行刑时，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的判决，君主为此流泪。”这就是他们所列举的先王的例证。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天下就一定能治理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推论，天下就应该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一种爱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尽管子女都受到父母的爱护，但家庭未必和睦，即使爱得深厚，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关爱子女，但子女未必不会叛逆，那么民众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好呢？况且按法令执行刑罚，君主却为之流泪，用这个表示仁爱，是不可以用来治国的。流着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慈；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制。先王把以法办事放在首位，而不听从仁慈的心肠办事，那么不能用仁慈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清楚了。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的。孔丘，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宣传儒学，周游海内，天下的人都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而愿为他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大概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所以以天下之广大，而能听从他指使的人只有七十人，而行仁义的只有孔丘自己一个人。鲁哀公是一个不高明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国家，国内的老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老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的，权势也的确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丘做了臣子，而哀公反而做了国君。孔丘并不是胸怀哀公的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根据义，孔丘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权势，哀公就可以让孔丘臣服。现在的学者劝说君主，不是让君主依仗必胜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像孔丘那样，而把世上的普通民众都当成孔丘的门徒，这是必定行不通的办法。

现在有一个不成器的孩子，父母训斥他，他不悔改；老乡责备他，他无动于衷；老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老乡的品德、老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施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执行国家的法令，到处搜捕坏人的时候，他才感到恐惧，改变了坏品行，纠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等待官吏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横，见到权威就服从。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是善于攀登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险峻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跛脚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的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王总是严峻地制订国法并严格地执行刑罚。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成百上千两黄金正在熔化，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是一定会受害时，很小的东西也不愿放弃；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大量的金子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须要坚定地执行刑罚。因此奖赏不妨优厚而坚决兑现，使民众党派有利可图；惩罚不妨严厉且坚决执行，使民众感到畏惧；法令不妨统一而固定，使民众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而不随意改变，执行惩罚不会有赦免，给予奖赏的同时辅以荣誉，实施惩罚的同时加以恶名，这样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都会尽力去干事。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而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而给他奖赏，却轻视他创立家业；因为他不愿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功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气。施加给臣下的毁誉、赏罚，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民众就越发混乱。现在如果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他反击，这被叫做方正；知道自己的朋友受到侮辱，就跟随他一起报仇，这被叫作忠贞。方正、忠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被破坏。君主尊重这种忠贞、方正的品行，而忘记他们违反法禁的罪过，因此民众就会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劳动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才能；不打仗立功就受到尊重，却说他是贤人。“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喜欢所谓“贤”、“能”的品行，而忘记兵力削弱、土地荒芜的祸害，那么谋求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国家利益就会不存在。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依靠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就是造成国家祸乱的原因。触犯法制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却因懂得文学得到录用；违反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因不守法令仗剑行凶得到供养。因此，法令所反对的，君主却加以任用；官吏要处罚的，君主却加以供养。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对推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对父亲却是大逆不道，因而判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有个鲁国人跟随君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丘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上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孔丘认为他是孝子，就提拔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向上报告了；孔丘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容易投降敌人，临阵脱逃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君主既推崇个人的私利行为又谋求国家的利益，一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古代苍颉创造文字，把为自己盘算叫做“私”，和“私”相反的叫做“公”。公私的相互对立，那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了。现在认为公私的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的失误。那么为个人打算，不如去修养品德、研习文学。品德修养好了就会受到信任重用，受到信任重用就能接受官职；文学研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美满的事。然而没有功劳却能接受官职，没有爵位却能显贵荣耀，如此处理政事，国家就必然混乱，君主就必然有危难。因此互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同时又推行仁慈厚道的品行；攻克城池的受爵禄，同时又信奉清廉慈爱的学说；加强戒备以预防战乱，同时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抗敌靠士卒，同时又尊崇文学之士；不用尊君守法的臣民，却供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养儒、侠，战争发生时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农民和士兵就会荒废他们的职业，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谓智者，是指他们善于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就无从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的事情，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着去办。现在所治理的国家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常事，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运用，却去羡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论，这就违反了治国的原则。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就必然会尊重不搞欺骗的人；其实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让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丰厚的财物互相利用，也没有什么权势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不搞欺骗的人。现在君主有着控制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很好地处理用术所洞察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了，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今天忠贞诚信的人太少了，而国内所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职所需的人数。人数不够官职所需，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人就很少，而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很多。因此，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就不会败坏，群臣也就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的君主对于言谈，只喜欢它的巧言善辩而不管它的内容是否适当；用人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都致力于巧言善辩而不考虑是否实用，所以导致称引先王、大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国家的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人都竞相标榜清高，而不符合国家的事功，所以有智慧的人都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给他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造成这种局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治理国家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法家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很多，而实际种地的人很少；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军事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软弱，这是因为空谈战争的人很多，而实际上战场的人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众的气力，而不听他们空谈；奖励民众的功劳，而坚决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民众就会竭尽全力来服从君主。耕地用力是很辛苦的劳作，而老百姓还愿意去干，说：“可以由此富裕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而老百姓仍然愿意去打仗，说：“可以由此显贵。”现在讲求文学从事言谈的人，没有农耕的劳苦而享有财富的实惠，没有打仗的危险却能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为国出力。从事智辩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为国出力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暴举止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表现勇敢的人叫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役。因此，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则兵力强大，这就叫做称王天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靠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违法乱纪，言谈者在国外造就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也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议论外交大事的群臣，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内的力量进行报复。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当今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事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好处，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家的印章来求得军事上援助。献出地图，国家的土地就会缩小；献上印章，君主的名声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君主名声降低政治就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土地，搞乱了政治。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的好处，且要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小国，对抗大国不一定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强国所制服。出兵打仗军队就会失败，退兵防守城池就会被攻占。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打了败仗。因此，事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取得好处。国家的利益没有确立，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降低了，而臣子的地位却尊贵起来；国家的土地被削弱了，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纵横家凭借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取了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下的意见，事情还没有办成就给予他们很高的爵位与俸禄；事情失败了也不责罚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来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侥幸地免除祸害呢？所以国家破灭、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那些纵横家的夸夸其谈。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与私的利益，没有考察正确与错误的言论，事败之后又不坚决惩罚他们。都说：“搞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保持安全。”所谓称王天下，就是能攻打别人；所谓保持安全，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强大，就是能进攻别人；安定，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国家的安定强大不能救助于外交活动，只有从搞好内政中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而专门在外交上动脑筋，那是达不到使国家安定强大的目的的。

民间的谚语说：“袖子长便可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好的事情容易成功。所以国家安定强大，就容易谋划；国家贫弱混乱，就难以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变化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变化一次也很少成功。不是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秦国安定强大，燕国贫弱混乱，两国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去搞合纵，只一年的时间就被秦攻陷了；卫背离魏国搞连横，只半年的功夫就被魏灭亡了。这就是说周因合纵而被消灭，卫因连横而被覆亡。假使周、卫放缓参加合纵连横的计划，加强国内的治理，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增加物质积累，劝导百姓竭尽全力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取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也很少，攻打它们则会伤亡惨重，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利用这种疲惫来进行攻击，这才是使国家一定不会灭亡的办法。放弃一定不会亡国的办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国者的过失。外交上无计可施，内政上又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不可挽救了。

民众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今天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被敌人打死，后退又要被军法处死，那他可就危险了。抛弃私人的家事而坚定地去承受战争的劳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就穷困了。处在穷困和危险的境地，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就事奉私家贵族而替他们修缮房屋，替贵族服劳役就能避开战争，避开战争就能得到安全。用财物进行贿赂而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就能使自身得到安全；自身得到安全，利益就明显地摆在那里，怎能不去追求呢？因此为国家出力的人少而为私家贵族出力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商业、手工业的人太多。现在社会上向亲近君主的人请托的事情很风行，这样官职爵位就可以买到；官职爵位可以买到，那么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就不卑贱了。用非法钱财做买卖的通行于市场，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括所得成倍地超过农民的收入，而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那么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扰乱国家的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注意言语修辞，用以扰乱当代的法治，动摇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言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害怕服兵役的人，聚集在豪门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战争的劳苦。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物，积聚奢侈的财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去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供养光明正直的人，那么四海之内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