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于此？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
二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三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将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将谒之。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惟人肉未尝，易牙烝其子首而进之。夫人唯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闻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臣闻之：‘矜伪不长，盖虚不久。'愿君久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虫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虫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论，大臣不因左右而见；百官修通，群臣辐凑；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弊于后，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
四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于晋阳也，知氏灌之，曰灶生龟，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五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子于臣也；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臣之于君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行，不陈人臣之谏，而行人主之诛，举琴而亲其体，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礼也。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义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过，举琴而亲其体，虽严父不加于子，而师旷行之于君，此大逆之术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听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过于听而不悟其失；师旷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袭极谏而饰弑君之道。不可谓两明，此为两过。故曰：平公失君道，师旷亦失臣礼矣。
六
齐桓公时，有处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见。桓公曰：“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于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虏于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执会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于齐国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义。
七
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郄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谤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韩子之所斩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则劝之以徇，劝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危郄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察也。且韩子之所斩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斩若非罪人，则已斩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韩子之谤已成而郄子且后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是子言分谤也？昔者纣为炮烙，崇侯、恶来又曰斩涉者之胫也，奚分于纣之谤？且民之望于上也甚矣，韩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也；今郄子俱弗得，则民绝望于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谤也，益谤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韩子为非也；不道其所以为非，而劝之“以徇”，是使韩子不知其过也。夫下使民望绝于上，又使韩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谤者也。
八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获奉君令诏卿相，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缘桓公，是无君也，国无君不可以为治。若负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获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国、仲父之尊而后行哉？当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征令者，不辟尊贵，不就卑贱。故行之而法者，虽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虽大吏诎乎民萌。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
九
韩宣王问于樛留：“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两用公仲、公叔，此必将争事而外市，则国必忧矣。”
或曰：“昔者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成汤两用伊尹、仲虺。夫两用臣者国之忧，则是桓公不霸，成汤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齿，而手死乎东庙；主父一用李兑，减食而死。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今留无术以规上，使其主去两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忧，则必有身死减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之知言也。
【翻译】
一
晋文公将要与楚人作战，召来舅犯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过，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两军对阵的中间，不嫌多用欺诈和伪装。您用欺诈敌人的办法就可以了。”晋文公辞退舅犯，于是召来雍季询问道：“我军将要与楚人作战，楚军力量比我军强大，应该如何对付？”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暂时能够多捕获野兽，而以后却肯定不再有野兽；用欺诈的办法对待民众，能够得到一时的利益，而以后民众肯定不会第二次上当。”晋文公说：“你说得好。”于是辞退雍季，用舅犯的计谋与楚人作战，最后打败了楚人。凯旋而归后晋文公施行赏赐，先奖赏了雍季而后才奖赏舅犯。群臣都说：“城濮之战，是采用了舅犯先主动退却然后选择合适时机猛攻楚军力量薄弱的两翼而取胜的。采用了他的计谋却在后面赏赐他，合适吗？”晋文公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舅犯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的话，则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晋文公能成为霸主，是完全合适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晋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大小缓急相应地给予回答。所问问题高深远大，而回答却低下狭隘，那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现在晋文公问的是“以少数如何战胜多数”，雍季却回答“以后肯定不会有第二次”，这不是应该用来回答的话。况且晋文公既不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的利益。战争并取得胜利，那就会使国家安定君主地位稳固，兵力强盛而威望树立，即使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了，怕什么长远的利益不能来呢？战而不胜，那就令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今日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闲暇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等待长远利益，就在于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胜利，就在于欺骗敌人；欺骗敌人，就是为了长远利益。因此说：雍季的回答，不切合晋文公的问题。况且晋文公又不懂得舅犯的话。舅犯所谓“不嫌多用欺诈伪装”，不是指欺诈他的民众，而是指欺诈他的敌人。而敌人，是他所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没有第二次，那又有什么损害呢？晋文公之所以先奖赏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而所以战胜楚国攻破楚军的，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的话正确吗？那他说的只是“以后没有第二次”，这不能叫正确的话。舅犯则既有功劳，说的话也正确。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是不嫌多施忠诚和信用的”：忠诚，是用来关爱他的下属；信用，是用来不欺骗他的民众。既然谈到关爱下属不欺骗民众，哪还有比这更正确的话？然而一定要说“出于诈伪”，这是军事斗争的计谋。舅犯在前面说了正确的话，在后面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所以舅犯有二项功劳而在后面赏赐，雍季没有一项功劳却在前面赏赐。孔子说：“晋文公能成为霸主，是完全合适的”，其实是不懂得赏赐的道理。
二
历山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去耕作，过了一年，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在黄河边打鱼的争抢水中的高地，舜到那里去打鱼，过了一年，大家都把水中的高地让给年长的人。东方部落中制陶器的制出的陶器粗劣，舜到那里去制陶器，过了一年，大家制造的陶器都很坚固。孔子感叹道：“耕田、打鱼和制陶，并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到那里做这些事，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是真正的仁厚啊！如此亲身操劳吃苦而民众都服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够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在舜做那些事的时候，尧在哪里呢？”儒者回答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又为什么说尧是圣人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奸滑之事。如果耕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制作的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那就是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德，就会否定尧的明察；赞扬尧的圣明，就会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两者都得到肯定。楚国有一个卖盾与矛的人，夸耀自己的盾说：‘我卖的盾非常坚固，什么样的东西都刺不穿它。’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卖的矛特别锋利，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能被它刺穿。’有人问这个楚国人：‘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楚国人没有办法回答。不能被刺穿的盾与什么东西都能刺穿的矛，不可能同时存在。现在尧和舜不可以同时被称颂，就像上面说的不能被刺穿的盾与什么东西都能刺穿的矛不能同时存在一样。况且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也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不断地发生；用少数贤明人的有限生命去对付不断发生的过错，所能纠正的一定很少了。只有实行赏罚才能使天下人非遵行不可，如果发布命令说：‘符合法令规定的赏赐，不符合法令规定的杀头。’命令早晨发出，过错到晚上就能纠正；命令晚上发出，过错到第二天早晨就能纠正；十天之内天下的过错就都纠正了，哪里还用等待一年？舜还不能用这些道理劝说尧使天下人顺从自己，却去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办法吗？况且那种用自身受苦来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而踞有地位握有权势的人来纠正下属的做法，平庸的君主也能轻易做到。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平庸的君主都容易成功的办法，而执行连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的。”
三
管仲有病，齐桓公去看望，问道：“仲父病了，如果不幸不能救活，你打算向我说些什么呢？”管仲说：“就是国君不问我，我本来也打算向国君报告的。希望国君离开竖刁，除去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负责为国君主管饮食，国君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便把自己儿子的头蒸熟了献给国君。人的自然感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国君忌妒而喜好内宫女色，竖刁自己割了睾丸来管理宫内的事。人的自然情感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卫公子开方侍奉国君十五年，齐国与卫国之间不过几天的路程，开方抛弃了他的母亲，长期在外做官不回家看看，连他的母亲都不爱，怎么可能真正爱国君？我听说：‘夸饰伪装不会长久，掩盖虚假不能持续。’希望国君能离开这三个人。”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按管仲的希望去做。等到齐桓公因三人作乱被饿死时，三个月不能入葬，尸体腐烂长出蛆虫爬到了室外。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齐桓公的话，并不是懂得法度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去除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管自己的身体或感情，以迎合和满足君主的欲望。说什么“不爱自身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君？”如果这样，那么臣下有尽死力来为主人效力的，管仲就不会举用了。说什么“不爱惜自己而拼死效力怎么可能爱国君？”是要国君去掉自己的忠臣。况且用不爱惜自身而推断他不爱自己的君主，是想用管仲不能追随公子纠去死推断他不能追随齐桓公去死，这样管仲也在被君主摒弃的范围了。英明君主的治国方略就不是这样，他设置臣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来让他们为君主立功，所以用官爵俸禄来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定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励赏赐一定要遵守信用，用刑处罚一定要坚决果断，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佞的人就不会被任用，虽有像竖刁一类的人，又能对君主怎么样呢？何况臣下拼死效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拼死效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计算利害得失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方略，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为君主效力而不产生奸邪；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方略，那么臣下就会对上闭塞君主的英明而对下谋取自己的私利。管仲没有对齐桓公阐明这种治国方略，却要齐桓公去除竖刁，那另一个竖刁又会来，这不是杜绝奸邪的办法。况且齐桓公之所以死后蛆虫爬出户外尸体得不到安葬，是臣下的权力太大的原因。臣下权力太大的结果，就会挟持君主。有挟持君主的臣下，那么君主的命令就不能下达，臣下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开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和坏，了解不到祸与福，所以就有了像齐桓公这样死而不能安葬的祸患。英明君主的治国方略应该是，一个人不能兼任几种官职，一种官职不兼管几样事务；地位低的不必等待地位高的推荐进用，大臣不必依靠君主身边的亲信而得到信任，百官能够有秩序地沟通，群臣能够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到中心一样听命于君主，给予赏赐的人君主知道他的功劳，给予处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过错。君主事前对群臣的功罪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施行赏罚，怎么可能出现像齐桓公那样死后不能安葬的祸患呢？管仲对桓公不是讲清楚这个道理，只是叫他除掉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得法度。
四
赵襄子被围困于晋阳城中，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第一个受赏赐的是高赫。张孟谈说：“晋阳城解围的事，高赫没有大功，现在第一个赏他，为什么？”赵襄子回答说：“晋阳被围的时候，我的国家十分危急。我的群臣们对我都有骄傲轻侮之意，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应有的礼节，所以先赏赐他。”孔子听到后说：“这是善于赏赐啊！赵襄子奖赏一个人而使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赏赐。懂得赏赐的，百官不敢超越自己的职权侵犯他人职守，群臣不敢失去君臣的礼节。主上设置了有关法令，而臣下没有奸诈的想法。如果这样，就可以叫做懂得赏罚了。假使赵襄子在晋阳，命令行不通，禁令不起约束作用，那就等于赵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赵襄子在晋阳，智伯瑶用晋水灌城，城内石臼和锅灶被水淹没成了乌龟出没的地方，而民众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君臣亲密无间的反映。赵襄子有君臣亲密的恩泽，执行着令行禁止的法令，如果还有骄傲侮慢的臣下，这是赵襄子失去了处罚的原则。做臣下的，参议政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因为不骄傲侮慢，赵襄子就赏赐他，这就赏赐错了。英明君主的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处罚不施予无罪的人。现在赵襄子不责罚骄傲侮慢的臣下，而赏赐没有功劳的高赫，赵襄子的善于赏赐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善于奖赏的道理。
五
晋平公与群臣饮酒，酒喝得很畅快，晋平公感叹地说：“没有比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是没有人敢违背的。”乐师师旷陪坐在晋平公前面，拿起琴来撞击晋平公。晋平公拉开衣襟起身躲避，琴撞到了墙壁上。晋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今天有小人在我旁边讲话，所以撞他。”晋平公说：“刚才说话的人是我。”师旷说：“哑！这不是当君主的人应该讲的话。”晋平公左右的人请求处罚师旷，晋平公说：“免了吧，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晋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不赞成他的行为而处罚他，这是君主对于臣子的权力；不赞成他的行为而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婉言劝告仍然不听就远远离开他，这是臣子对于君主的义务。现在师旷不赞成晋平公的言论，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处罚办法，拿起琴来撞击晋平公，是颠倒了君臣上下的位置，而失去了臣子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辞去官职放弃俸禄，等待君主的省悟，这就是臣下应有的礼节。现在师旷否定晋平公的过失，拿琴去撞击他，即使是父亲也不这样对待儿子，而师旷却用这种办法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晋平公高兴地听任他这样做，这是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晋平公的事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它使君主在听臣下的话时犯了错误而又不知错在哪儿；师旷的行为也是不可以宣扬的，因为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他们谋害君主的行径。这不能说是两方英明，而应该说是两方都有过错。所以说，晋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
六
齐桓公的时候，有处士名叫小臣稷，桓公想见他，去了三次没见着。齐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不能轻视大国的君主；大国的君主不爱好仁义，也不会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了小臣稷。
有人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这就叫做仁义。所以伊尹因中原出现动乱，通过做厨师向汤王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因秦国出现动乱，通过做奴隶进入秦国求得秦穆公任用。这都是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躲避卑下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齐桓公以大国国君的权势，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读书人，为的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可见小臣稷忘记了民众。忘记了民众不能够叫做仁义。仁义的人，不失去做臣子的礼节，不败坏君臣的尊卑秩序。因此在一个国家里，拿着不同的鸟兽作为礼物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掌管理事务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还只是没有职事的萌众一类，却违抗君主的意志，所以不能叫做仁义。仁义已经不在小臣稷那儿，齐桓公却按照仁义之士礼遇他。如果小臣稷确有智慧才能而躲避齐桓公，是想隐匿起来不为君主办事，应该施以处罚；如果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弄虚作假，骄傲自满，在齐桓公面前妄自尊大，这是故意欺骗，应该杀头。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齐桓公不能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去敬重一个该罚该杀的人，这是用轻视侮慢君主的坏风气来教化齐国臣民，并不是可以用来作为治国的道理的。所以说：齐桓公不懂得仁义。
七
在靡笄山的战役中，韩厥掌管军法，打算杀一个人。郤克听说后坐了车子去救这个人。等他刚刚赶到，这个人已被斩首。郤克于是说：“怎么不把这个人的尸体巡行示众？”郤克的仆从说：“早前您不是打算救这个人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献子分担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可不作分析，它不是分担非议。韩厥所斩首的，如果是罪人，就不应该救他，救助罪人，法令就会因此败坏，法令败坏，国家就乱了；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郤克就不应该劝说韩厥把被斩首者的尸体巡行示众，劝说巡行示众，是双重委屈无辜，双重委屈无辜，民众会因此产生怨恨，民众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郤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可不作分析。况且韩厥所杀的如果是有罪的人，郤克要分担什么非议呢？所杀的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那么这个人已经被斩首了，而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形成而郤克来晚了。郤克说“将尸首巡行示众”，并不足以分担韩厥杀人的非议，反而会产生巡行示众的非议。这是郤克所说的分担非议吗？从前商纣王设立炮烙的酷刑，崇侯虎、恶来又唆使纣王砍下冬天涉水渡河的人的小腿，他们二人怎么可能分担人们对纣王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上司依法办事的期望很强烈，韩厥不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人们希望郤克能满足；现在郤克也不能满足，那么民众对于上司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人们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况且郤克去救助这个罪人，以为韩厥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向韩厥讲清他的决定错误的原因，反而劝他“将尸体巡行示众”，这是让韩厥不明白自己的过错。使下面的民众绝望于上面的统治者，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明白郤克所说的可以分担非议的原因。
八
齐桓公亲自替管仲松绑后拜他为相。管仲说：“我虽然已经得宠了，但我的地位还很低。”齐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氏和国氏两个贵族之上。”管仲说：“我虽然已经高贵了，但我还是贫穷。”齐桓公说：“让你得到‘三归’的收入。”管仲说：“我虽然富裕了，但我与君主还是疏远。”于是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霄略说：“管仲以为地位低下的人不可以治理地位高贵的人，所以请求地位在高氏、国氏两大贵族之上；以为贫穷的人不可以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拥有‘三归’俸禄的家业；以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可以治理与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要齐桓公立他为仲父。管仲并不是贪婪，而是为了便于治理国家。”
有人说：现在如果让奴仆奉君主之命去告知卿相，没有人敢不听从，这不是卿相卑贱而奴仆尊贵，而是由于君主下达了命令，没有人敢不听从。假如管仲治理国家不遵循齐桓公的旨意，就等于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齐桓公的威信，下达齐桓公的命令，就是奴仆也可以取信于人，何必非要等待有了高氏、国氏、仲父这样尊贵的地位才能行事呢？当代的行事、都丞之类的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也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办事遵照法令，即使像宦官这样卑贱的人，也可使卿相信从；办事不遵照法令，虽然是大官，在普通民众面前也会理屈。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去干增加自己的宠信和爵禄之事，如果不是管仲贪心富贵，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治国的法术。所以说：管仲有不得体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夸奖。
九
韩宣王问樛留说：“我想同时任用公仲、公叔，这样做行吗？”樛留回答说：“从前魏王同时任用楼廙、翟强而失陷了西河地区，楚王同时任用昭、景两姓而失陷了鄢城、郢城。现在国君同时任用公仲、公叔，必将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这样国家就一定有忧患了。”
有人说：从前齐桓公同时任用管仲、鲍叔牙，成汤同时任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任用两个臣子是国家的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称霸诸侯，成汤也就不能称王了。齐湣王只用了一个淖齿，却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用了一个李兑，却被围困活活饿死。君主有法术，同时任用两人不是祸患；君主没有法术，同时任用两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用一人就会独断专行挟持国君或杀害国君。现在樛留没有法术来规劝君主，让他的君主不同时任用两人而只任用一人，这不是造成失陷西河、鄢、郢的忧患，就一定有杀身饿死的忧患，这是樛留没有好的见解向君主进言啊。
